甘肅古事:圣容瑞像之謎

時間:2012-11-05 13:49來源:鑫報綜合 作者: 點擊: 載入中...



  圣容寺這座塵封了千年的寺院及瑞像,就是曾在北魏、北周時期馳名河西,隋唐時期聲震江南、譽滿西域的著名的古番禾縣石佛瑞像和瑞像寺院。這也就是敦煌莫高窟里有它大量壁畫和豐富文字記載的“涼州盤和都督府番禾縣北仰容山圣容瑞像”和它的寺院。(永昌縣為古番禾縣,是絲綢之路上的咽喉要津,在曾閃耀著璀燦光輝的漢唐時代,這里就盛開著中西文化交融的燦爛花朵。)寺院位于峽谷中部北岸向陽的臺地上,依山面河而建。漢、明長城經過寺北,蜿蜒東西。寺西有元亦都護高昌王墓。寺東不遠處有花大門石刻。據史料記載,這座寺院里的石佛瑞像鑿制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寺院始建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初敕名瑞像寺,到了隋朝,隋煬帝西巡時,詣寺禮拜,親筆把瑞像寺改名感通寺,到中唐吐蕃統治河西時,又改名圣容寺至今,這座寺院經過隋唐和歷代重修、增修,規模宏大,氣勢雄偉。


  隋唐時香火一直旺盛。據今存于該寺前石壁的西夏文和莫高窟有關資料記載,西夏、元朝統治時,這里民間的香火還是不斷的,但已經走向了衰敗。明朝時期,由于在縣城內和縣城附近興建很多寺廟,而遠在城北二十里望御山谷的圣容寺更加冷落衰敗。到清代中后期至民國時期,圣容寺逐步地已被完全廢棄了。直至七十年代后期,隨著莫高窟大量壁畫及文字對該寺記載的證實,圣容寺重新得到了重視維護和重建,迄今已建成一座具有一定規模的寺院。圣容寺瑞像殿內的石佛瑞像是一尊依山而立的石佛像,以浮雕的手法雕刻在石壁上,佛首則由灰色石另雕而成。石佛像通高一丈八尺,看上去好似身著袈裟,兩臂自然下垂。佛像于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始雕而成,但因石質松脆而未能雕成佛首,只得另選好石雕鐫。


  到北周元年(公元557年),在涼州東七里澗選石雕成佛首,送往御山與佛身拼裝成功。該石佛瑞像之首保存于縣博物館。在圣容寺后象山頂上,屹立著一座大佛塔,隔小河南面的金山半山腰平頂上,屹立著一座小佛塔,遙遙對峙,保存完整,為另一圣容古建筑。這兩座佛塔具體建造年代不詳,屬唐代早期建筑。圣容寺大塔通高16.2米,為七級方形,空心磚結構,基層較高,向南開門可供出入,塔內原有木梯,可通塔頂。塔身無雕刻,但塔內粉壁墻上有數層壁畫,表層模糊,第二層畫有一尊與莫高窟壁畫上相似的御山圣容瑞像,塔壁上還有“圣容寺”等題記。小塔也為七級,通高4.9米,實心磚結構。此兩塔外形相似,南北對稱。于2001年國務院公布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御山峽這座寺院的興衰變遷歷史和與它緊密相關的石佛瑞像以及與這座瑞像相因果的神僧劉薩訶的很多史跡與神奇傳說,在今敦煌莫高窟203、323、300、231、237、98、61、72、81、55諸窟中保存著的從隋末唐初到五代時期的大量壁畫均有詳盡描繪,畫面內容非常豐富,榜題很多;還有一些少量的敦煌絹畫也有描繪;在敦煌遺書文獻中和佛教經典中,也保存著它大量的文字記載。1979年出土的<涼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緣記>石碑,記載內容也與敦煌壁畫與文獻記載相吻合。而今這座寺院保存下來的石佛瑞像和唐塔、壁畫、榜題以及石刻文等珍貴遺跡,又堪稱現今河西走廊罕見的古代文化藝術瑰寶。今永昌縣圣容瑞像這尊距今已有1480多年的圣容石佛像和距今1440多年演變而來的圣容寺,為什么在敦煌莫高窟壁畫中有那么多的繪畫記載,為什么在敦煌遺書和佛教經典中有那么豐富的文字記載,為什么從北魏到隋唐以至五代有那么深遠而廣泛的社會聲譽,這和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位被稱為“佛“的高僧劉薩訶是分不開的,在佛教文獻中,劉薩訶和尚有至高無比的地位。


  他不僅被神化為觀音菩薩假形化俗,更與佛祖釋迦牟尼比肩,被尊為劉師佛、劉大菩薩、佛教第二十二代尊師等,在河西地區信仰尤甚。古番禾縣縣北望御山谷的圣容瑞像,按佛籍的說法,就是劉薩訶成佛后的化身。今圣容寺遺址在清嘉慶年間,邑進士南濟漢做有一律詩“后大寺”這樣寫道:一線邊垣達玉關,半渠流水入蕭灣。紅塵不到幽深處,紺宇常浮暮藹間。佛后洞中仍禮佛,山前寺外更觀山。當年勝地時防虜,花木于今總是閑。這首詩不僅形象的描寫出了圣容寺的周圍環境和地理狀況,也透露出了它的衰落。但是到了今天圣容寺卻又一次走出了衰敗,步向了光明。嶄新的廟宇、挺立的石佛、高聳的唐塔、清幽的環境----令人難忘的地方。當塵世的紛擾和喧囂讓自己心煩意亂焦灼不安時,這里該是清理自己心緒,純凈自己心靈的地方。


  圣容瑞像之謎


  1500年前,一尊沒有佛首的瑞像從御山石崖里“挺出”,此后,敦煌壁畫、武威出土石碑,民間傳說都記述、描繪了為這尊石佛瑞像安置佛首的神奇故事。史實?神話傳說?真相?


  1973年6月,甘肅省永昌縣文化館館長黃興玉普查文物時來到了龍首山脈里的御山峽谷。


  龍首山,是河西走廊北側的大山脈,因為擁有亞洲儲藏量最大的鎳礦而聞名中外,它與西面的祁連山遙遙相對,構成了河西走廊中部的天然屏障。


  御山,也叫御容山、御谷山,是龍首山的一條支脈。御山峽谷位于永昌縣城以北十公里的御山和武當山之間,蜿蜒曲折,狀如行蛇,長約10公里。橫穿永昌的漢、明長城,逶迤西去,伸向中國內陸的腹地。峽谷中樹木蔥籠,巖石奇形怪狀,清澈見底的溪流自西向東流入金川峽水庫。庫區風光如畫,蕩漾的湖水淹沒了四千六百年前齊家文化馬家灣子遺址。岸上的多處文物遺跡,向世人靜默地展示著這塊土地上曾經有過的繁華。


  對永昌縣文物遺跡了如指掌的黃興玉館長,在御山峽谷一家農戶的牛圈墻角,意外地有了令他驚喜不已的發現。


  永昌縣文化館原館長黃興玉介紹:牛圈東北角上,發現一塊大石頭,好像有人工打磨的痕跡。老鄉家借了根撬杠,撬起來發現真是個石佛。當時我們就高興非常。


  這尊黃興玉館長在牛圈墻上發現的佛首,是紅砂巖雕造,雕鑿技藝精湛,螺髻低平,面相飽滿,從造像風格上專家鑒定,是北魏時期的造像,被定為國家二級文物。


  永昌縣文化館原館長黃興玉介紹:又在河渠那邊的那個山洞洞里,發現了一個比人的拳頭大一點的石佛。又在水流處發現了一個高浮雕的石像,大概一米多高,找到了第二個佛像。


  黃興玉館長找到佛首的地方,是一處被當地老百姓叫做“后大寺”的寺院遺址。然而,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御山峽谷只有農田、村莊,并沒有寺廟,更沒有僧人。那么,這三尊珍貴的佛像和消失后的后大寺有沒有關系?它們為何會遭遇到被遺棄的厄運?


  《永昌縣志》記載:在清代永昌縣城北有兩座寺院,分別叫“前大寺”和“后大寺”。前大寺叫金川寺,距城北一里,建于唐代中葉;“后大寺”距城北二十里,是民間對圣容寺的俗稱。


  幾乎在同一時期,距離永昌縣700公里的敦煌研究院,研究人員也在尋找一個叫“涼州御山番禾縣圣容寺”的確切地址。因為這個地址和莫高窟的雕塑、絹畫、一些遺書有關,特別是和第61、72、98、203、231、237、300、323等八個洞窟中的壁畫內容更有直接的關系。這些壁畫以相同的題材描繪了番禾縣圣容寺為一座無頭石佛瑞像安置佛首的神奇故事。


  番禾縣在哪里?圣容寺到底有沒有?如果有它又在何處?在番禾縣和圣容寺沒有確定之前,這竟是一大懸疑。


  《永昌縣志》主編祝巍山介紹:古番禾縣就是永昌縣,在漢代的縣名,所以孫修身先生他們一行人來到永昌考察。


  孫修身,1959年畢業于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長期從事敦煌文物保護和敦煌學研究工作,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保護組組長,研究員,兼任西北大學、蘭州大學教授。


  經專家考證,番禾縣就是現在的永昌縣,當時隸屬于涼州、即今天的武威市。


  在佛教傳入中國的歷史進程中,處于河西走廊咽喉地帶的武威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地理環節。東來中國傳播佛法和中國西去印度取經的僧人,必須經過這一條漫長的走廊形道路。永昌縣,則是這條道路上一個重要的中轉點。


  孫修身先生來到永昌后,經過查訪,最后終于在永昌縣北、圣容山谷的巖壁上找到了一尊沒有頭顱的浮雕石佛,當時,佛身大半埋在土中,看去很是殘破。然而把這尊無首佛身和黃興玉館長找到的佛首聯系起來發現,這兩者之間可以鉚接,完全符合敦煌壁畫中有關圣容瑞像身首迎請安裝、可以分離,可以再重新安置佛頭的描繪。因此初步斷定,永昌御山就是敦煌莫高窟多幅壁畫中出現的御山,番和圣容寺就是永昌發現佛首的“后大寺”。具體位置的確定,初步證實了敦煌莫高窟壁畫有關番禾御山圣容寺石佛瑞像記載的情景。


  1979年5月,住武威的蘭州軍區某部醫院在修建家屬宿舍時,從縣城東北角的老城墻下挖出了一塊上部殘缺的巨大石碑。


  這塊險遭丟棄的石碑,兩年后被一位當地文化人發現和推薦,運到了武威市的文物部門,現在存放在大云寺,碑上有文字一千多個,經過敦煌研究院研究員孫修身先生和武威市文博專家黨壽山仔細認讀后,確定這是一塊唐代石碑,記載的正好是涼州番禾縣御山瑞像寺也就是現在的永昌縣圣容寺、自建成到唐代天寶元年的事情。專家因此把它命名為《涼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緣記》石碑。根據碑文考證,再一次證實了涼州番禾御山瑞像寺就是現在永昌縣御山峽谷的圣容寺。


  《永昌縣志》主編祝巍山介紹:這塊石碑記載的內容正好就是永昌圣容寺它的發展過程,以及劉薩訶和尚修行的過程,還有唐僧取經在這個地方講經的過程,還有隋煬帝西巡的時候來朝拜圣容寺的情況。這就才清楚了永昌圣容寺就是北周時候的瑞像寺。


  北周時期的永昌瑞像寺,隋朝時被隋煬帝改名為感通寺,到唐朝末年,又被改叫做圣容寺,清代又被叫做后大寺。


  專家研究發現,唐代高僧道宣撰寫的《續高僧傳》,也記錄了永昌石佛瑞像出現和圣容寺名稱演變的明確紀年:石佛瑞像鑿制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就是公元520年;以石佛瑞像命名的瑞像寺——也就是圣容寺的前身——建成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即公元561年。


  敦煌莫高窟壁畫上的“涼州御山番禾縣圣容寺”的準確位置和多方記載通過實物考證被確定了下來。現在的“后大寺”就是北周時期的瑞像寺、隋朝的感通寺、唐代的圣容寺。


  圣容寺院依山面河,坐北朝南,建在御山峽谷中部北岸向陽的臺地上,遺憾的是,圣容寺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被徹底拆毀。


  永昌縣城關鎮川西村肖福祖介紹:地讓山水沖垮之后,喇嘛走了廟一下沒人管了。倒的倒掉了,拆的拆掉了。到1958年大煉鋼鐵的時候,把木頭挑著大煉了鋼鐵了。)


  作了多戶農民私人家院的圣容寺舊址上,跌落了佛首的石佛瑞像在寂寞冷落里享受不到一炷人間的香火。


  永昌縣城關鎮川西村肖福祖介紹:那個時候人們不懂,把佛頭灰圈門上頂著哩,馬圈門上頂著哩,胡頂著哩,你滾過來他滾過去,胡滾著哩,光腳娃子們滾著玩著哩。


  最終,珍貴的佛首不知去向,直到1973年才被黃興玉館長發現。


  但是圣容寺為什么要建造在遠離永昌縣城的御山峽谷里?峽谷里為什么會出現一尊沒有佛首的瑞像?石佛瑞像安置佛首為什么又經歷了敦煌壁畫、武威唐代石碑等資料描述的那么漫長、曲折、復雜的過程?


  要厘清這些疑問,就必須說到敦煌莫高窟壁畫和武威出土石碑上記載的著名高僧劉薩訶。劉薩訶是圣容瑞像及其相關神話的締造者。沒有劉薩訶,就沒有圣容瑞像,就沒有圣容佛首,就沒有圣容寺,更不會有敦煌莫高窟描繪圣容寺的那些美麗動人的壁畫和文書記載,劉薩訶與劉薩訶相關的研究也就不可能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成為學術界研究的一個熱點。


  劉薩訶確有其人,法名慧達,是東晉十六國至北魏時期的稽胡高僧。稽胡是南匈奴的一個部落,公元四世紀至九世紀聚居在今天山西與陜西交界的黃河兩岸。劉薩訶出身于富豪之家,年輕時武藝超群,好勇斗狠。充軍后當過騎兵,戍守襄陽。


  《永昌縣志》主編祝巍山介紹:劉薩訶一生從事佛事活動四十多年,這個人在河西活動二十多年的這個階段,可以說是他佛事活動最興旺最重要的階段。所以他在敦煌壁畫里畫他的壁畫是非常多的,可以說是最多的。那么《敦煌藝術》記載有關他的身世的文書也可以說是最豐富的。


  傳說劉薩訶因殺生害命墮入地獄,經受皮肉分離酷刑的懲罰,被觀音菩薩救度后蘇醒、出家當了和尚。


  原《永昌縣志》主編祝巍山介紹:劉薩訶駐守襄陽的時候他和朋友們喝酒,喝酒過量死去了。死去以后還有一段下地獄,觀音菩薩讓他回復原身當了和尚。永昌的云轉禪寺這里有他的住處,他宣講佛法,還在敦煌莫高窟開過洞窟。


  敦煌莫高窟里的壁畫和榜題《劉薩訶和尚因緣經變》就以龐大的畫面、繁雜的情節描述了這個故事。五代末年開鑿的莫高窟第72窟,僅保存完好的上部分畫面和榜題就有30多條。其中藏經洞的繡畫《劉薩訶和尚》、絹畫《劉薩訶與涼州瑞像經變》、《涼州瑞像圖》等珍稀資料被英國的斯坦因和法國的伯希和盜走。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敦煌劉薩訶文物和文獻的發現,引發了國內國外學術界對劉薩訶的關注,劉薩訶與敦煌莫高窟的關系也成為劉薩訶研究的起點和中心。


  劉薩訶出家當了和尚,起先在江南各地弘揚佛法,以后來到甘肅省的河西走廊,“掛錫”永昌的云轉禪寺。最后,劉薩訶在酒泉圓寂,他在云轉禪寺修行,修行了17年。


  云轉禪寺坐落在永昌縣南部山區面向西南的陡峭崖壁上,據說當年劉薩訶開鑿這座石窟時,云彩圍著石窟南面的蓮花峰旋轉不停,該寺由此而得名,現在當地人叫云莊寺只是云轉禪寺的地方話語音。


  永昌縣云轉禪寺昌通法師介紹:劉薩訶就在這地方掛過錫,掛錫的時候,就是在那個中間的那個有紅的石窟里面。他住的時候可能就是中間的那個石窟里。在晉朝時候有個高僧劉薩訶在這里開鑿的這個石窟。這墻上的紅泥都是那時候畫了壁畫的,在文革中被人破壞掉了。


  有關人員認定,這個進出十分危險的人工巖洞,就是高僧劉薩訶當年在云轉禪寺掛錫時開鑿的石窟。石窟面積較大,窟內空無一物,從墻上星星點點的涂彩泥皮和殘損磚瓦上明亮閃爍的金粉痕跡,還能夠看出當時寺院的金碧輝煌。


  劉薩訶在永昌弘法的時間有人說是七年,有人說是十七年,也有人說是二十二年。盡管具體的時間不能確定,但當地流傳有關劉薩訶以及他許多神通的傳說,足以證明劉薩訶在永昌的時間一定不短。


  從現存的佛教文獻查證,劉薩訶在離開永昌去天竺“觀佛遺跡”的路上,預言永昌御山峽谷將會出現無首石佛瑞像,其時正是社會安定,佛教興盛的北魏太延元年。


  《永昌縣志》主編祝巍山介紹:劉薩訶第二次到印度去,他走到番禾郡,也就是現在永昌縣的古縣。走到這個地方就停下來,向著東北禮拜、磕頭。


  武威市博物館原研究員黨壽山介紹:當時他的弟子,不明白,就問劉薩訶,這兒又沒有佛像,你為啥要朝拜呢。劉薩訶說,不久這就會出現一尊佛像,如果這個佛像是完整的,天下就太平;如果出現的佛像是殘缺的,生靈就要涂炭,百姓就要遭殃。過了一段時候,真的就是劉薩訶和尚所講的,一陣雷雨過后,山崩地裂,在山上現出了石像,一看這個石像,有身子但是沒有頭。


  孫修身先生等擬名為《涼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緣記》的唐碑也記載“陽僧劉薩訶,天生神異,動莫能測,將往天竺觀佛遺跡,行至于此,北面頂禮。”據此可以斷定,劉薩訶有關圣容瑞像的預言最遲也在唐代天寶年號之前就廣為傳播。


  云轉禪寺距離御山四十公里,劉薩訶在永昌云轉禪寺弘法,為什么預言御山會出現石佛瑞像呢?


  《涼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緣記》碑文中記載,當時御山峽谷土地廣闊,有清泉灌溉良田,在這樣地廣水足的地方修建寺院,當然再合適不過,這大約就是劉薩訶預言石佛瑞像將會出現在御山峽谷的主要原因。


  敦煌莫高窟98窟的五代壁畫《李師仁入山射鹿》和72窟的壁畫《御容山無頭大佛像》,這樣補充、完善了劉薩訶的預言:在劉薩訶預言后的第87年,也就是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就是公元520年,一位名叫李師仁的獵手在御山峽谷追殺一只麋鹿,被僧人勸止。李師仁放下屠刀,出山皈依,天地頓時風云變色,雷震山崩,御山的南面的巖石里挺出了一尊通高一丈八尺、和山崖連成一體的無首石佛。


  圣容寺法師介紹:天王造的像他是天人的飄逸型的,這是天王。人王他造的像就是咱們人的模樣。現在的地面應該再下降兩米才是原來的地面,原來的大殿基礎的地面,這樣的話,按照歷史記載,這個石像應該是在半空中的。


  劉薩訶預言的有瑞像出現應驗了。然而,石佛瑞像真是石崖里“挺出”來的嗎?


  武威市博物館原研究員黨壽山介紹:從這個實際的情況來看,現在我們看到的石佛身子他就是依山雕鑿的佛像,等于是浮雕式的,所以他跟山體連著的。


  永昌縣文化旅游局丁永琴介紹:我們從考古學、文物學的角度來講,這個石佛瑞像他是人為的鑿刻成的,否則的話他不會這樣的非常像人體的形象。這個演繹出來的故事,它更能打動人,更能打動老百姓,老百姓認為這就是我們永昌出現的一尊瑞像了。這尊瑞像就是佛給我們安置在這個地方的。


  更有僧人從《釋氏六帖》中讀到 “石生室滅”,認為石佛瑞像挺出是必然的事情。


  從神話傳說的角度看,劉薩訶的預言變成了現實。石佛瑞像佇立在御山河谷北面的崖壁上,令人疑惑的是,劉薩訶從預言到成石佛瑞像“挺出”的時間為什么間隔了87年之久?


  原來,在劉薩訶預言后不久,北魏太武帝就開始禁佛,詔令焚毀寺廟、佛經、佛像,坑殺和尚。劉薩訶“預言”的石佛瑞像在如此險惡的環境里,自然不會不合時宜地“挺出”石崖,普濟世間眾生。直到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也就是公元511年,佛禁大開,營造塔寺和開鑿石窟蔚然成為一時風潮,出現了“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的大好局面。所以,北魏正光元年,也就是公元520年,御山峽的石佛瑞像就應時應世、順理成章地從石崖里“挺身而出”,“應驗”了劉薩訶的“預言”。


  石佛挺出了石崖,卻沒有佛首。沒有佛首的佛像,不僅在中國的佛教造像中極為罕見,更不能為虔誠的信眾和善良的百姓所接受。


  武威市博物館原研究員黨壽山介紹:就因為沒頭,別人就想辦法造上一個頭安上去。安過好多次頭,安上去掉下來了,安上去掉下來了,都不成功。


  佛身無頭,安置掉落,造成這種奇異現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無首的御山石佛瑞像挺立了36年,直到北周天王元年才有了佛首,這又是為什么呢?


  事實上,石佛瑞像沒有佛首的這三十六年,恰巧趕上了“魏末喪亂,生人涂炭”的亂世。直到北周天王元年天下大治,涼州七里澗才出現了一尊石質佛首。


  在民間傳說中,涼州七里澗出現的這尊佛首與石佛瑞像從石崖里“挺出”一樣靈異、一樣神奇。


  武威市博物館原研究員黨壽山介紹:北周時候,碑文上記載涼州以東的七里澗,夜有神光照像首,大家非常高興,認為這可能就是涼州御山石佛的頭像,大家就用八抬大轎把佛首抬到現在永昌的瑞像跟前。


  敦煌莫高窟第72窟的這幅五代壁畫《涼州士庶送佛首入寺》,就表現了當時官民“悲欣千里”的盛況。


  武威市博物館原研究員黨壽山介紹:據這個碑上說,佛頭還沒有到跟前的時候,佛頭自動的就飛上去了,放在佛身子上面以后非常合適。


  當涼州的僧人和百姓抬著七里澗出現的佛首來到一百公里之外的御山峽谷瑞像前,佛首“相去數尺,飛而暗合,無復差殊”。


  如果去除神話色彩,在武威發現瑞像佛首的原因應該是:生成石佛瑞像的永昌御山山崖的花崗巖,石質松脆,顆粒粗糙,不具備雕鑿佛首的基本條件,尤其是在制作佛首的發髻和面部細節時,不能在上面精雕細刻,使之生動感人。


  更難的是造出的佛首與佛身難以緊密結合,一遇震動,就會掉落,造成了“安訖還落”的現象。


  無奈之下,僧人只好“命工雕鐫別頭”,另找工匠在其它地方雕造佛首。剛好管轄永昌的涼州,一個叫七里澗的地方出產堅硬、細膩的青麻石,能工巧匠就在那里按照既定規格雕鑿出了精湛完美的石佛瑞像佛首,在僧眾的歡呼和鼓樂的轟鳴中,隆重迎送到了圣容寺安裝,實現了永昌百姓36年夢寐“天下太平”的夙愿。


  涼州雕鑿的佛首和永昌御山的石佛瑞像終于身首合一了,民間附會的各種神奇傳說像風一樣傳遍了北周各地,也驚動了皇帝宇文邕。


  永昌縣文化旅游局丁永琴介紹:當時北周皇帝聽說了這件事情之后,他就調集了涼州、甘州、肅州三州的苦力,來到了永昌番禾縣建造了這個寺廟。


  寺院三年后完工,皇帝宇文邕御賜了寺名,叫瑞像寺。


  不料到了十一年后的北周太建六年,也就是公元574年,北周武帝下令禁止佛教、強迫僧尼還俗,瑞像寺被熊熊大火付之一炬。


  武威市博物館原研究員黨壽山介紹:根據碑文上記載,盡管寺院毀了,佛像仍然很完整的保存下來了。因為他就是依山修造的這樣一尊佛像,他不會燒壞燒毀的。


  這段真實的歷史也被演繹成了神話。傳說滅佛之前,石佛的佛首無故跌落到了地上。敦煌莫高窟的這幅壁畫中,四個僧人和一個俗人正在為石佛瑞像安置佛首,佛像腳下的三個佛首,就喻示了多次努力的失敗。這三個跌落的佛首,其中有沒有黃興玉館長找到的那尊保存在永昌縣博物館的佛首,就不得而知了。


  隋朝建立后,佛教再度興旺,御山石佛瑞像身首重新合為一體。佛教信眾把客觀社會現實嫁接到劉薩訶預言的另一個主要內容上:“天下太平,佛像身首合一;天下動亂,佛像身首分離。”


  《永昌縣志》主編祝巍山介紹:這個預言在以后的好多事實里面都證明了他的預言是正確的。)


  預言和現實的巧合,就使偶然變成了必然,劉薩訶的預言也成了事態發展的準確預告。


  正因為圣容瑞像與佛首十分逼真的神話傳奇,又有信奉佛教的皇帝作為強大后盾,瑞像寺的聲譽在隋唐時期達到了巔峰。敦煌研究院的專家考證:“在絲綢之路上占有重要位置,一度僧徒達二萬人之多,接待著東西往來的僧眾。”


  隋大業五年(公元609年),隋煬帝西巡河西,會見了西域27國國主和特使,在返回長安的途中到瑞像寺禮佛,將瑞像寺賜名感通寺,下旨擴建增修,通令全國各地派出畫師到御山摹寫石佛瑞像,虔心供奉。感通寺從此聲震中原,響亮西域。


  唐朝是中國佛教最為興盛的時期,感通寺成為佛教文化融匯的中心寺院。《涼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緣記》石碑記載:唐太宗李世民和唐中宗都派出特使到感通寺供養瑞像;三藏法師從天竺取經歸來,路經永昌時也到感通寺拜佛。到了唐朝末年,感通寺改名為圣容寺。


  圣容寺的前山和后山頂上,有兩座隔河相對的唐代佛塔。大塔位于圣容寺后山頂上,高16.2米,塔基每邊長10.8米,為七極方形、空心磚結構,和著名的西安大雁塔極為相似,僧人們稱之為圣容寺雁塔。


  《永昌縣志》主編祝巍山介紹:就在這個唐塔里面,當時,上面被鴿糞糊得嚴嚴的,看不清東西,后來剝離了第一層,剝到第二層上的時候,發現里面有幾條題記,番僧一千五百人,這是一條。還有一條寫的是乾元二年,這是唐朝時候的一個年號。還剝出了一張壁畫,壁畫對照以后,和敦煌壁畫里所繪畫的劉薩訶瑞像非常相似。當時沒辦法,就照了相。再沒辦法復制。所以說證明這個圣容寺,就是古代的感通寺,也就是更名的瑞像寺。


  唐朝末年到宋元西夏時期,河西地區戰亂頻繁,政權迭出,黎民百姓生計艱難,但圣容寺仍舊是河西走廊乃至全國的著名佛寺。在寺院對面山崖上,有用六種文字石刻的佛教大明六字真言。


  金川集團公司教師、詩人張精銳介紹:這個字,我們看不是同一個時代刻的,第一是風格不一樣,上面的藏文和西文是浮雕效果。下面的西夏文是陰刻,這是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是,上面的浮雕部分,已經長出了石苔,下面的西夏文沒有這方面的痕跡,由此看起來不是同一個時代的。


  圣容寺東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片被當地百姓叫做“和尚墳”的西夏墓群,這些都從一個側面表明了圣容寺在這一時期的旺盛香火。


  圣容峽谷東面入口處的黃色山丘中,北側突起的紅褐色砂巖格外引人注目。這就是被考古人員稱作花大門的元代石刻,50米長的砂巖上刻有一排塔形佛龕。


  永昌縣文化旅游局丁永琴介紹:這些石刻主要是藏匿高僧圓寂之后的骨灰之所。


  永昌縣文化館副館長黃正平介紹:每一個佛龕就代表當時去世的一個僧人的舍利在那里存放。在清代的時候,好多人,好多佛教弟子,都在這里進行大規模的祭拜。我們永昌的佛事活動一直到清代都還是很興旺。


  僧人們圓寂后火葬,或者火葬后再塔葬,把骨灰放置佛龕內,這種形式在我國多在信仰藏傳佛教的藏族地區流行。永昌縣圣容寺的花大門石龕和更早的西夏和尚墓葬充分證實了圣容寺在歷史上確實是我國多民族融洽相處、進行宗教和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場所。


  武威市博物館原研究員黨壽山介紹:根據我們現場考察以后,看到隋唐一直到西夏這個時候,圣容寺香火還是很旺的。因為西夏時候,我剛才說了,那里還有千佛閣遺址。各民族都到那里去朝拜。


  民間之外,為什么幾個朝代的皇帝對地處邊疆的永昌圣容寺也都十分重視?僅寺名就改了四次。除了對佛陀的虔誠,其中還有沒有其它的原因?


  西漢之后,中原與西域的往來日趨頻繁,河西地區成了內地和西域經濟、文化交往的“門戶口岸”。但是,歷代中央集權和西北少數民族的沖突卻始終沒有得到平息。統治者在使用武力征服的同時,施行異曲同工的懷柔政策,一方面向西域輸出發達的中原經濟文化,另一方面則用宗教的“香火”取代戰爭的“狼煙”,意欲在潛移默化中完成對“胡、夷”等少數民族的精神統治。


  永昌縣南接武威,西連張掖,既是軍事要地.又是中原與西域經濟文化交流的前沿,在絲綢之路上一直處在“通貨羌胡,市日四合”的重要位置。在這里建佛寺、雕佛像、大興佛教,采用設想奇巧,詭異莫測的神話故事,擴大圣容寺在民眾中的影響,目的就是感化與漢族雜處的少數民族,保全“都會萬里”的絲路重鎮涼州。


  明清兩代,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河西走廊交通西域的貿易要道作用逐漸弱化,圣容寺的香火也因此暗淡了下來。


  清代晚期,國運衰微,這座一千多年前就大名鼎鼎的圣容寺,經歷了無數次的戰亂和破壞后,不可逆轉地走向了衰敗階段。


  永昌縣文化館原館長黃興玉介紹:1945年,我八歲的時候,來到圣容寺,寺基本完整。山門、大殿、左右的廊坊基本還存在。1973年我帶著我的部下來到這,專程看圣容石佛。來時寺廟不在了,石佛也找不見了。


  黃興玉館長找到的這尊佛首,是不是敦煌壁畫中和武威石碑上反復提到的、從武威迎送到永昌御山峽谷的那一尊佛首呢?


  根據敦煌研究院已故的孫修身先生和武威市博物館原研究員黨壽山考證,黃興玉館長找到并保存在永昌縣博物館的佛首高約67厘米,佛首頂上有低平的肉髻,面孔方頤,鼻梁隆起且直通額際,眼睛鼓起,上眼皮下方有一條曲線。這種造像特征,有著鮮明的印度造像風格,由此可以斷定為北周或隋代的早期造像。


  北魏時期的1尺約等于30.9厘米,丈八約等于5.58米。如果把石佛瑞像的身首合在一起,高約5.5米,符合道宣在《續高僧傳》中描寫的瑞像“舉身丈八”的說法。加之佛首和瑞像佛身比例合適、可以鉚接,佛首與瑞像出現的年代較為接近,又與敦煌壁畫里的情景極為相似,專家就認定黃興玉館長在牛圈墻上發現的這尊石質佛首,無疑就是當年涼州七里澗迎送來的那尊佛首。


  至此,一個陷入了亦真亦幻的事實與傳說建構的歷史謎團,變得清晰了起來,一些因神話與傳奇淹沒了的真相也從中得到了剝離。圣容瑞像完全就是建立在真實與虛幻之間一個以宗教為主,兼帶著民族、民俗、文學、美術等極為復雜但卻極有價值的歷史故事。


  這是目前用電腦合成的唯一一幅石佛瑞像的露天效果圖,它再現了石佛瑞像過去一千多年的基本形象。


  圣容寺法師介紹:祁連山里邊有個云轉禪寺,他有個石佛崖,石佛崖里邊有一尊石佛,也是站立的佛像,我們去看了,他兩個正好是遙遙相對的。所以我們才知道他這個佛像,這個佛頭合成的時候,他應該再往這邊偏一點點就對了。


  從石佛瑞像身軀兩側鑿出的幾個大小不一的石孔推斷,石佛瑞像身首合一后,工匠為了美化佛像,肯定按照北魏時期通行的方法,為石質佛身進行了泥塑彩繪。


  歷史邁進了二十一世紀,永昌的佛教信徒在原來遺址上修建了這座融匯歷代佛寺建筑風格的圣容寺。圣容瑞像的身軀也被新建的佛堂保護了起來,不再遭受風吹日曬、冰凍雨淋的侵蝕。黃興玉館長發現的圣容瑞像佛首,是國家二級文物、永昌縣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不可能再安置到圣容瑞像之上,只能依照原佛首復制。


  現在,依照原物復制的這尊佛首,安詳地等待著圣容寺開光的喜慶日子。屆時,復制的佛首將會安置石佛瑞像,實現身首合一,昭示天下太平。圣容瑞像在接受信眾頂禮膜拜的同時,也將護佑大地,賜福人間。

(責任編輯: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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